【资讯】端老鼠仓还靠内部治理结构

端“老鼠仓”还靠内部治理结构

中国证券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桩“捕鼠”案件“马乐案”一波三折。案件原委是，原博时基金公司基金经理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，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，两年多累计成交金额10.5亿元，获利1800余万元。今年3月，深圳中院一审判决马乐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五年，追缴违法所得1883万元，并处罚金1884万元。但很快，深圳市检察院就以量刑过轻为理由提起抗诉。接下来，各级法院和检察院一路绞杀，出现层层抗诉现象，近期又上演了最高检向最高法提起抗诉的一幕，为中国司法史所罕见。　　马乐案被视为基金业迄今为止查出来的规模最大的“老鼠仓”。“老鼠仓”是一种形象的说法，是指基金经理在使用公有资金买入拉升某只股票之前，先用个人(本人或者亲属、关系户等利益相关人)资金在低位建仓，等公有资金将股票拉升到高位时，先卖出个人仓位获利。显然这种行为会伤害客户利益，可能导致公有资金被套牢，或者失去一部分应得利益。“老鼠仓”就像暗藏的老鼠一样，对客户盈利进行“偷食”，所以公众大多认为这种行为应该得到刑法追究。

不过，目前已结案的数起“老鼠仓”案所判刑期都不高，而涉案金额最高的马乐之所以也只被判了三年，与他有一定的主动交代和认罪自首情节有关。但是，各级检察院不断提出抗诉，似乎是在展示对“老鼠仓”行为绝不留情的意图，以此来警诫潜在的违法者。为了规范基金业行为，这也许也有必要，只是希望一番“打斗”下来，该案的最终结果能让惩治“老鼠仓”的规则进一步明晰化，唯此才能产生有效的威慑力，约束基金经理等群体的行为。　　虽然马乐一直都认罪服判，但在理论上，“老鼠仓”究竟是不是构成犯罪，其危害性有多高，仍有一定的争议。有的基金业人士觉得此类行为不值得大惊小怪，对涉案者抱有同情之心，甚至也有法学界人士在争论“老鼠仓”是不是应该“入刑”。所以对于“老鼠仓”的性质，仍需深入考察。　　其实“老鼠仓”确实带有很大的模糊性。不少媒体报道把“老鼠仓”和内幕交易混为一谈，其实并非如此，因为中国证券法规定的内幕信息是“涉及公司的经营、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”，这个定义比较狭窄，且主要针对上市公司，而操纵“老鼠仓”者所利用的信息并不完全符合这一定义，有时他们只是利用职务之便掌握的信息便利。也因为这一原因，早期发现的“老鼠仓”操纵者往往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未被追究刑事责任。只是在2009年刑法修正案(七)通过后，相关争议才大大止息，因为该修正案确立了一个和内幕交易罪不同的新罪名—“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”。在此之后，一系列的“老鼠仓”案才进入司法程序。　　无疑，马乐案将引起对“老鼠仓”的更大关注，这种行为触犯刑法，或许将成为普遍共识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此类行为都会得到惩治，因为“老鼠仓”操作本身隐蔽性很强，客户遭受的往往是难以察觉的隐性损失，会被股市大势的上涨所隐没，所以，发现此类违法行为的难度会很高，需要付出很大的行政成本。即使是在美国等打击证券犯罪经验很丰富的地区，司法机关也要高度依赖鼓励“线人”的举报，这也是一场需要付出很大精力、很高代价的“猫鼠游戏”。　　事实上，要保证基金经理等为客户理财的人士眼睁睁地看着客户赚钱而“坐怀不乱”是不可能的，利用职业信息优势去谋利的冲动会一直存在，“老鼠仓”在长期里会是基金业的一种潜规则，试图将其斩尽杀绝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所以，最重要的是用更有效率、成本更低的方式来调节、规范基金从业者的冲动。过去不允许基金从业人员炒股，其致富冲动就通过“老鼠仓”来释放，而2012年通过的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允许基金经理及其配偶、利害关系人进行证券投资，只是要事先向基金管理人申报，并不得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发生利益冲突。这种疏堵结合的做法，就比过去纯粹的堵要好一点。基金业还需完善内部治理规则，形成诚信的市场环境，鼓励客户以“用脚投票”的方式监督潜在的“老鼠仓”行为，而执法机关主要致力于风险监测，集中力量对付那些露出明显马脚的“大老鼠”，或许是更为合理的路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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